历史人物一旦被贴上标签，后人往往只记住他们最显著的一面，李德便是如此。很多人提到他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以及他作为外国顾问在湘江血战后被撤掉指挥权。然而，开国将领陈士榘在晚年回忆这些往事时，多次提醒身边的人，不要将李德仅仅视为一个无能之人。作为从秋收起义便随队伍走来的老兵，陈士榘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，翻看《红军长征回忆录》时特意停在了“草地分兵”那一章，他的手指指向书页，发出令人惊讶的感慨：“别再骂李德是草包了，那年在草地上，他扑向李特枪口时，我看到的不是洋顾问，而是一个敢为革命牺牲的汉子。”这句话引人瞩目，因为它出自一位亲历者之口，指向的则是一个几乎被历史固定的角色。

要理解陈士榘替李德辩护的原因，首先应认识到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确犯下了严重错误。陈士榘本人对此并不否认。李德原名奥托·布劳恩，来自德国，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。1933年，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抵达瑞金，博古对他不加质疑，赋予了这个在中国未曾作战的外国人实际指挥权。很快，这一决策的隐患便显现出来。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李德死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原则，放弃了之前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策略，提出了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方针，要求红军“分兵把口”“以堡垒对堡垒”，带领力量远逊于国民党军的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，中央苏区的县域也从三十多个骤减至八个。长征初期，李德的指挥同样导致了惨痛的后果，湘江战斗中，中央红军人数从八万多锐减至三万余人，悲惨景象让陈士榘作为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的他亲历而痛心。

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召开，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撤销，李德自此成为一个尴尬的角色：既是曾经发号施令的“太上皇”，也是被削权的外来者。无法否认的是，这些错误都明白无误地记录在党史之中。

真正让陈士榘对李德产生不同看法的是发生在1935年秋季草地上的冲突。6月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两军本应增强力量，但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严重分歧，中央主张北上，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。9月上旬，中央率右路军先行北上，经过草地后在巴西一带宿营。此时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兵追了上来，试图劝返北上的老部下，随即造成了队伍的混乱，双方皆持枪在手，紧张局势一触即发。这时，李德冲上前去，制止了李特的行为，阻挡在枪口与中央领导之间。李德与李特同为留苏背景，他用俄语直言反对分裂行为，坚决强调红军应服从中央集体决议。亲历此事的阎捷将军在回忆录中记录，正是李德的果敢稳住了场面，最后毛泽东出面协调，双方避开了内部分裂的危机。

当晚，陈士榘看到李德独自坐在火堆旁，递上半块青稞饼，彼此言语不多，但李德明白地表达出若开枪后果必将是自己人相残的深思。

陈士榘对李德的评价，不仅限于草地上的那一扑。遵义会议后，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，陈士榘随后也被选调到此学习，李德的课堂上已无往日的傲气，身穿洗得发白的军装，用粉笔讲授战术原则，强调结合红军战斗的经验进行分析。他熟悉德国的军事理论，讲解了许多红军将领未曾了解的现代军事术语。陈士榘的儿子陈人康在回忆父亲的文字中提到，父亲一向信仰毛泽东，但谈及李德时“印象并不坏”。陈士榘认为，李德确实犯过严重错误，却不能简单地给他贴上“草包”的标签，他的判断是，李德懂得分析敌人，但未能深刻理解红军自己的实际情况。